众所周知，1952年国家体委成立之前，体育行政管理权属于教育部，因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这一社会组织的主席职务最初由教育部部长兼任，马须伦。国家体委成立后，国家体委的职能组织架构经历了多重演变：最初国家体委成立时只有两个职能部门，即体育竞赛部和群众体育指导部部门。鉴于竞赛部、团体部管理的许多项目兼具全民健身和竞赛训练属性，1956年增设了体育技术委员会，协调项目的开发和管理。 1958年，国防体育协会并入国家体委，国家体委增设陆地体育部、帆船体育部、航空体育部、军事体育装备部。

文革后，国家体委对职能部门进行了重组，成立了竞赛部、团体部、训练局、军体局。后来重组为体育部、球类部、群众体育部、军体部。 1982年，国务院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国家体委立即推动职能部门细化，将原体育司、球类司、军体司重组为训练竞赛一、二、三部整合的基础上。 ，司司。 1988年，国家体委鉴于冬季运动发展需要和竞技体育宏观理论研究指导，增设第五训练竞赛司和训练竞赛综合司。

对此，国家体委形成了训练、体育六大部门分工的局面。其中，训练竞赛部主管军事体育项目，包括航空、广播、现代五项、击剑、马术、跳伞等项目；二部主管球类运动，包括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手球、棒球、垒球等。三部主管田径、游泳、跳水；第四部主管射击、射箭、举重、摔跤、柔道等项目；第五部主管冬季运动项目，包括花样滑冰、冬季两项、短道速滑等；综合部负责各运动项目的体育训练、竞赛计划的审批和项目总体布局和规格的制定，以及大型体育赛事的组织工作。

1988年，由于中国奥运代表团在首尔失利，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和吴意外下课。军人出身的吴绍祖，1988年底空降到国家体委出任主任，除了圆满完成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主办任务外，还紧随国务院行政改革1990年代初期的思想，并于1993年5月推出了《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系统地提出了国家体育改革的目标和进展措施 委员会。其中，他在任期间实行的第一步是管办分离，将各类竞赛项目的管理权从国家体育总局直属行政部门手中夺走，转而设立体育事业单位性质的体育事业单位。公共机构根据体育赛事。体育管理中心，各管理中心直接管理各自的项目，初步弱化了体育竞赛项目管理部门的行政性质（因为事业单位无法出具文件指导省、地、市三级体育主管部门）。

国家体委最初设立足球管理中心等6个管理中心作为试点，随后又陆续设立篮球管理中心等14个新管理中心，竞技属性特强、团体属性较弱的仅剩不到1/3 。体育运动仍归国家体委管理。鉴于各体育中心行政属性的弱化，国家体委的一些人士担心，将举重、摔跤等项目完全交给体育中心，会影响他们夺金的希望。因此，当时国家体委的一些人坚持认为，剩余的体育项目应该保留在国家体委竞技体育司。但吴绍祖决心将所有体育项目从体育总局中分离出来，于是他成立并调整了6个体育管理中心，从而在1998年彻底完成了所有体育项目的中央管理体制，国家体委正式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总局.

2000年吴绍祖突然卸任后，袁伟民在吴绍祖的基础上对项目中心进行了调整，并于2002年成立了健身气功中心。一直希望分拆的重庆体育中心，最终重组后袁伟民离任。 2006年成功分拆为举重、摔跤、摔跤、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和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共设立了23个体育管理中心。

从国家体委各部门直接管理所有体育赛事，到成立具有事业单位属性的体育管理中心，对各个项目进行分类管理，这只是吴绍祖改革的第一步那一年。其长远目标是实现体育协会实体化，即成为独立办公、独立人员编制、独立经费的实体，然后彻底去行政化，最终使大部分体育项目成为完全的民间组织。组织，用协会取代管理中心来管理体育赛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时至今日，这份《意见》中提到的很多机构改革设想仍然没有实现。苟仲文空降后，高层交给他两大使命，一是成功举办2022年冬奥会，二是推动体育总局机构改革。从长远来看，推进体育总局机构改革无疑会产生深远影响，也可视为吴绍祖的遗愿被代代相传。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2017年新年体育记者座谈会上，在听取并总结体育媒体意见后发表即兴讲话。他表示，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的主要任务有四点：成功举办天津全运会、推进体育总局系统工作。改革加大“补短板”力度，审视探索发展路径。这四点中，推进体育总局机构改革、加大“补短板”力度，显然需要长期努力。

在加大“补短板”力度方面，为了短期内看到成效，国家体育总局将大力支持某些项目中心。措施之一是由上级领导直接担任某个项目中心的一把手。 。此前，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会议通过决议，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兼任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由一名副部级领导直接担任正厅级单位的负责人，无疑有助于各方面资源向冬运中心配置，这对于2022年冬奥会的筹办工作显然是一大利好。高志丹兼任冬运中心的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李颖川还将兼任兴奋剂检测中心主任。

众所周知，2016年4月22日，中国国家反兴奋剂中心北京实验室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暂停检测资质四个月（2016年8月底恢复资质） ）。此后，北京奥运会上多达31人的兴奋剂样本检测呈阳性，彻底凸显了反兴奋剂中心的弊端。现在，国家体育总局决定进一步加大反兴奋剂工作力度，更好保障2022年冬奥会。因此，反兴奋剂中心负责人李英川直接担任中心主任。

一般情况下，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各个体育管理中心都是事业单位，只有少数中心主要领导是国家体育总局任命的行政官员。苟仲文上任以来，国家体育总局主张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加大推进管办分开、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力度，逐步推进各类体育赛事去行政化。项目中心，以期真正实现体育协会的实体化和独立性。但现在，为了尽快补强短板，国家体育总局的高层直接担任各个中心的主任。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体育中心的行政性质。

乍一看，两者确实存在矛盾，但从长远来看，这也符合国家稳步有序推进体育总局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只有先依靠行政力量，让一项体育运动真正发展出强大的生命力，然后逐步去行政化，实现国家的退、人民的进步，才能有负责任的态度。如果一味地为了放手而改革，只会导致体育产业的倒退。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苟仲文空降总局之前，国家体育总局系统最受诟病的点就是体育协会不能独立存在，只能挂靠于各个体育管理中心。这通常会形成体育管理中心和个人体育协会。 “一套人两块牌子”的情况，直接导致了各中心政务不分、政企不分。这也是吴绍祖任职期间初步实行管办分开后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领域。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也与国家体育总局（行政单位）、中国体育总会（社会组织）、中国奥委会（对外体育交流机构）之间的“一套人、三个牌子”的情况密不可分。 。在日常工作中，体育总局就使用任何好用的品牌。但体育总局身份、权利、责任、利益多重的情况也出现了，越位、缺席、不足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因此，从长远来看，苟仲文的使命是彻底改变体育总局自身的命运。

在理想的情况下，未来的体育协会可以实现全面实体化、去行政化，并完全独立于该项目的整体开发和管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选拔和培养、赛事管理、市场开拓、场馆建设和维护、资金使用等职责均由协会自行完成。未来的体育管理体制将形成这样的格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群众体育、体育推广、科技、教育等事务；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群众体育、体育推广、科技、教育等事务；中国奥委会负责竞技体育、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参加国际组织等事务；而国家体育总局在释放大部分行政权力后，并入教育部，全面解决了我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体育与教育分离的问题。换句话说，体育总局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体育总局这个中国体育的行政机构消失。

客观地说，上述理想情况在苟仲文任职期间可能无法实现，但苟仲文可以打下坚实的基础。体育总局的体制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深化吴绍祖时代《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中落实的措施，逐步将各体育项目管理中心的权力下放到体育协会，进而实现体育化、体育化。协会去行政化，撤销体育管理中心，并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的各项项目增设部门；第二步是打破国家体育总局“一套人、三个牌子”的局面。国家体育总局安排综合发展的体育协会与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直接合作。其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群众体育、体育推广、科技、教育等事务；中国奥委会负责竞技体育、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参加国际组织等事务；大幅“缩编”的体育总局自行承担盈余行政职责，并入国家教育部，隶属于体育卫生艺术司，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割裂局面1952年以来中国教育中的体育教育。

对于苟仲文来说，在接下来的几年任期内，他必须将全部精力集中在举办2022年冬奥会上。因此，要想打开改革局面，奠定改革基础，就必须在上任的前三年内，撸起袖子加油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显然，留给苟仲文的时间已经不够了，2017年他需要进一步提速。